坎昆宫殿赌场

银行与公共部门间的风险分担与转移研究

  本文运用CCA分析方法研究了宏观经济风险在银行与公共部门间分担与转移的机制,并对我国经济转轨不同时期的金融风险分担与转移状况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宏观风险会在各经济部门之间通过显性负债或隐性担保的方式转移,然而不管风险转移的路径如何,其最终结果都将是向公共部门的累积,风险最终由谁承担是由财政和央行的经济实力以及博弈关系决定的。现实中银行不良资产的财务重组、存款挤提事件的应付都是金融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公共部门对金融的担保是金融稳定的核心。我国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后,公共部门的资产变化与风险累积是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各国经济体系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一直是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一般而言,经济中总是有一定量宏观风险在各部门间存在并分担,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减、转移与累积等分担状态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风险向金融危机的转化并进而影响一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宏观经济风险分担与转移问题是研究风险与金融安全关系的要害。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高成本提醒人们,传统风险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宏观风险的审慎性监管需要,因此,学术界一直致力于建立分析宏观经济风险与金融稳定机制的整体性研究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指出,关于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间相互联系的分析以及通过压力测试对冲击敏感性的估计,构成了金融稳定分析的基础。目前研究压力测试的文献较多,主要内容是评估宏观经济冲击给金融体系带来的脆弱性;而关于宏观风险在金融和财政之间分担和转移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的理论难题,Allen,Merton,Gale(2006)创造性地提出了用CCA方法分析各经济部门风险暴露的框架:一国经济部门被看作互相关联的资产、负债与担保的组合,由此可以分析部门间的风险转移以及风险在公共部门的累积。上述方法的创新为研究我国宏观经济风险分担与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编制我国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基于CCA框架分析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间风险转移。本研究将有助于有效认识宏观经济风险转移与金融安全机制,采取正确的措施适时恰当地介入风险形成过程,进行有效的风险防范或危机管理。

  整个国民经济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公司部门、金融部门与公共部门,这里的金融部门主要指银行部门(金融部门包括银行、证券、信托等众多机构,但考虑到存款货币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绝大多数份额,便于研究,因此本文仅以银行部门为研究对象。),公共部门包括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伴随着资金流转,宏观风险也在4部门间进行分担和转移,我们分析的核心是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

  风险分担可以看作是一种稳定状态,当这种稳定状态被打破时,就会出现风险在各部门间的动态转移(本文假设存在导致某部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初始冲击,但是本文研究的是风险的分担与转移,没有深入探讨部门内风险的生成机制。)。当某部门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为避免出现严重危机,就必须将超过这个部门承受能力的风险转移出去。例如,金融部门累积过多风险,就需要公共部门来分担,否则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在现实中,风险的转移表现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的负债状况以及或有要求权(担保)的变化。因此,研究风险分担和转移的关键就在于分析各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风险与隐性担保状况上。依据资产负债价值基本关系,我们可以编制经济资产负债表(经济资产负债表与传统资产负债表的不同在于,经济资产负债表体现了包含或有要求权在内的所有资产负债的市场价值,而传统资产负债表只是按稳健性原则记录资产的会计价值,不包含或有要求权价值。例如:各类负债的担保价值、政府的金融担保并未包括在传统资产负债表中。),并根据期权原理来估算宏观风险的暴露状况,因此Allen等(2006)的方法本质上是CCA分析方法与经济资产负债表的结合,各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是CCA分析的基本载体。

  CCA(contingent claim analysis)是相关权益分析方法。相关权益的含义是某种金融资产将来的收益依赖于其他资产的价值。CCA定义了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基本关系,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组合。一个通过债务和权益融资的实体,其资产价值A(t)等于权益的市场价值J(t)和风险债务的市场价值D(t)之和。风险债务的市场价值等于无违约债务价值减去债务担保价值。CCA分析适用于单个公司,同时也适用于经济部门。其资产、权益以及债务价值等式关系如下:

  根据默顿的公司价值结构化模型,权益可以看成是执行价格为债务账面价值,标的为资产的看涨期权,债务担保可以模型化为看跌期权。权益价值、风险债务中的债务担保以及金融担保都可以用期权模型定价(Merton,1974)。

  虽然资产负债表和CCA通常用来分析单个公司或机构之间的信息,但是如果把一个经济部门当作公司也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其风险特征,编制经济资产负债表是分析各部门有条件要求权的资产和负债的经济价值,确定各经济部门分担的风险存量;通过相关权益分析法可以分析各经济部门的权益价值、风险债务价值或资产价值之间关联与相互转移的情况。

  银行部门是联系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纽带,银行与公共部门之间有直接和间接两条渠道,两者直接的联系是显性负债,间接的联系主要是指公共部门对银行部门的担保。显性负债都表现在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一目了然。然而最容易忽视的隐性担保却经常是引发宏观风险的重要原因。由于银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银行体系出现严重问题,公共部门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公共部门对金融部门的担保是普遍的现象(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私有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对一些大企业的担保也包含在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担保中),公共部门对银行部门的担保可以被看作是公开部门卖出一个银行资产的看跌期权。银行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如下:

  公共部门包括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两个部分。本文将央行和财政的资产负债情况合并,合并后的公共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如下:

  上述资产负债表显示出了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间的相互联系,银行部门拥有期权的多头,公共部门就拥有相应期权的空头。部门之间通过显性负债或隐性担保的方式转移风险,风险转移的渠道依赖于资产负债的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当银行部门资产质量出现问题(公司部门受到冲击,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或者存款挤兑,银行部门资产价值将大幅度下降,银行部门权益价值减少,政府的金融担保将增加。金融担保是公共部门的负债,公共部门负债增加导致其净资产减少,那么公共部门的风险外债价值、储备货币以及本币债务价值降低。由于外债具有一定刚性,公共部门资产的减少主要表现为本币债务和储备货币的价值减少,如下图所示:

  当公共部门出现金融困境,政府发行的债券价值将降低,银行部门作为政府债权的持有者,将承担相应的风险。然而当银行部门资产价值受此影响降低时,政府对其金融担保价值会增加,这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公共部门的资产价值,由此造成恶性循环。如表所示:

  综上所述,由于公共部门始终保持对银行部门的隐性金融担保,而公共部门又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和债务继续转移风险,当然无论以何种方式和途径转移,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爆发危机,因此,公共部门的金融担保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但是当公共部门都不能承受危机的时候,本国的所有经济主体都将为最终的危机买单,东南亚经济危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风险累积到公共部门后,又将由谁来最终承担呢?风险究竟是由财政承担还是由中央银行承担与财政与央行的经济实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博弈是密切相关的。

  在经济活动中, 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入与投放, 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两者互相影响,彼此推进,从而造成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互相传导、彼此加剧。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转化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都有所体现,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高度发达,财政和金融的职能边界有严格的界定,银行只履行金融功能,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当金融机构风险较大时,为了维护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国家财政发挥公共职能,起最后承接者的作用,并且是通过间接方式进行。

  在经济转轨国家,财政和金融的职能边界划分不明显,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转化现象比较普遍。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国家,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不发达以及法律等外部环境的缺陷,使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转化更为直接。

  假定σp为银行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的风险。在经济转轨国家,σp从形成的原因来看包含两个方面:金融机构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代行财政职能所带来的风险,分别用σp1和σp2表示。当财政和中央银行各自的实力都比较强,能够承担相应的风险时,风险应由各自承担比较合理。σp1应该由中央银行承担,σp2应该由财政承担。但是如果财政和中央银行实力不均衡,财政和中央银行都不能靠自身实力来承担风险时,那么风险分担状态将由各自承受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

  总之,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是相互转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财政金融职能界定清楚,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转化多发生在危机时期;而在经济转轨国家,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相互转化与财政和金融的相对强度、所处的经济阶段以及财政与央行的博弈密切相关。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并没有得以明确划分,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风险处于动态转移过程中。

  在经济转轨初期,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银行部门更多的是履行财政功能,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改革初期,我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通常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支出与收入的不匹配必然带来财政赤字,而我国早期惯用的以银行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则导致了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财政赤字弥补通常有两种方式:货币融资法和债务融资法。货币融资是指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亦即直接或间接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其本质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方式将使货币供应量扩大,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债务融资是财政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其本质是政府向银行或私人的借贷。当商业银行或私人部门因流动性不足把债券出售给中央银行时,那么其效应等同于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因此,无论通过货币方式或债务方式解决赤字问题最终都是风险由财政系统向金融系统的转移。在 1994 年之前,我国的财政赤字可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的办法加以弥补,这成为当时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1994年后,法律明确规定财政不得再向中央银行透支,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然而这又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债务负担。

  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策性贷款成为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改革初期国家财政无力,银行成为“准财政”:国有企业的统配资金改由银行贷款,甚至一些本应由财政负担的补贴和支出都由商业银行垫付。银行功能的异化是给商业银行带来大量不良资产的历史原因。据统计,1979年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仅为 11.85 亿元,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比重为 0.6%;而1985 年这一比重上升为 31.45%;到1996 年,我国政策性贷款规模是 16400.10 亿元,占比高达为 34.66%。

  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增强,而金融集权又使地方政府在逐步丧失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在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和滥用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因为对地方政府而言,金融稳定的成本可以外部化,由中央政府承担,而收益则可以内部化,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又为地方政府对其实施“过度放牧”提供了便利。财政与金融的缺位或者越位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失去了自身有偿性特点,最终必然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问题逐渐突出,为了让经济稳定运行,解决金融体系问题迫在眉睫。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是由于履行财政职能造成的,金融风险的形成具有明显的财政性。因此,为保证金融的稳定,财政必然要采取措施解决部分金融风险。

  (1)财政直接出资。除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外,2004 年以来,先后动用 6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同时也向交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注入相当于 30 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财政部放弃其对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将其原来的 3000亿元资本金全部转化为两家的风险拨备,其中建设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和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各 800 亿元和 2200 亿元。

  (2)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1999年,财政部出资400亿元成立华融、长城、信达、东方4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1.4万亿不良资产;2004年以来,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又先后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接受了一部分剥离的不良资产。

  (3)呆账冲销。1997年利用银行自身盈利冲销呆账300亿元,1998年又冲销了400亿元,2004年以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以财政部名义持有的 3000亿元资本金用于核销呆坏帐和补提未提的呆账准备金。

  (4)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或共同出资,解决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为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或共同出资解决一些金融机构的退出和重组问题。如国家出资成立投资者保护基金,解决券商关闭和重组中的保证金偿还问题,同时通过汇金公司向大型券商直接注入资金,解决券商的流动性问题。另外,中央财政采取了提供明补或者暗补的方式解决重组过程中的债务问题,如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对外主权债务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

  从我国财政和央行的相对实力以及博弈关系来看,目前我国仍然是“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因此,我国财政实力并不能独自承担金融系统中累积的风险,中央银行的介入是转移和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途径。

  1)中央银行“再贷款”。1997 年以来,为化解地方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实施金融机构的重组,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再贷款累计已达1400亿元,另外券商的重组过程也采用了向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方式,如南方证券就注资80亿元;1999年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接收了四大国有银行6300亿左右的再贷款。中央银行为化解支付危机,对金融机构财务重组发行的再贷款,一般情况下还款可能性较小,因此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2)中央银行票据。为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符合有关监管机构的要求,中央银行票据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二次剥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二次剥离中,中央银行以半价收购其不良资产1289亿元,将中国建设银行644.5亿的非优质资产转换为同等面值的中央银行票据,使其资产质量大为提高。2005年6月中央银行以账面价值收购工行的可疑类贷款4590亿元,而以26.38%的平均中标价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中央银行多支付给工行3379亿元(以上数据来自于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公布的各类公开资料)。

  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银行风险得以转移,自身资产质量提高。二级市场的股权溢价使国有银行价值大幅上涨,而充作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外汇储备也由此获得了很好的保值增值效果。然而在皆大欢喜的背后,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实质只是从银行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陈野华,卓贤(2006)认为,国有银行财务重组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过程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一成本的发现机制,但现行的财务重组方案并没有对所有成本进行最终支付,而大量采取了“后摊”与“隐性负债”的处置方式,其结果是改革成本向国家财政与中央银行的转移。然而如果这部分资产不能收回,那么其最终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由于发行本国货币或者政府债券能够给公共部门带来额外收益,公共部门惟一的风险转移渠道就是扩大发行本币债务。因此,公共部门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风险累积到公共部门都不能承受的时候就可能爆发危机,届时本国全体国民都将为最终的危机付出代价。

  本文运用CCA分析方法,编制我国银行和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对宏观经济风险在银行与公共部门间的转移进行了理论研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特定的经济部门可以看作资产、负债和担保等互相关联的组合,宏观经济部门间的资产、负债和担保状况是相互关联的,风险转移的渠道依赖于资产负债的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运用CCA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衡量各部门的风险暴露及相关权益价值,识别宏观经济的风险点和潜在的违约反应链。

  2.由于公共部门对银行的金融担保价值始终存在,因此当银行部门风险增加时,其资产价值下降,相应的公共风险也随之增加。现实中银行不良资产的财务重组、存款挤提事件的应付都是金融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而风险在公共部门内究竟由财政还是中央银行承担,是由两者的经济实力以及博弈关系决定的。

  3.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银行体系“准财政”功能的运行使得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改革成本在银行部门累积,演化成巨大的金融风险;这部分风险在最近系列的金融改革中不断显性化,并通过财政与央行的注资重组转移到了公共部门。虽然汇金公司对国有银行的股权投资通过上市获得了很大的市场溢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银行历史不良资产向公共部门的累积。为防范金融危机发生,我们一方面要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从源头上减少新增风险;另一方面要关注中央银行的资产质量,化解宏观经济中的存量风险。


坎昆宫殿赌场
Company Profile公司概况
企业文化
价值观
服务理念
社会责任
Link友情链接
Contact联系我们
坎昆宫殿赌场
总部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5号富力双子座B座1005
服务热线:010-58766318

坎昆宫殿赌场官网

Brand family品牌家族
  • 川成元
  • 港仔驿站
  • 夹拣成厨
  • 黔钱大师
  • 创意DIY披萨
  • 寻味香港
  • 姑姑宴
  • 金汤玉线
  • 跃界
坎昆宫殿赌场

版权所有 2006-2016 为之味()
COPYRIGHT © 2006-2016 网站地图 ALL RIGHTS RESERVED.